洗盡鉛華見真容
發表時間:2020-03-10   來源:北京晚報

汪曾祺繪畫作品

  今年3月5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他被有些學者稱之為“最后一位士大夫”,屬于文人作家的代表人物。而之前在文學史家們評價并不怎么高的汪曾祺,近年來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汪曾祺熱”。

  今年也是趙樹理先生去世40周年。趙樹理的作品作為新文學的代表,一度還被尊奉為“趙樹理方向”,其影響力自然不用說,趙樹理也是新中國民間敘事尤其農村敘事的代表人物。

  雖然汪曾祺、趙樹理兩位先賢已辭世多年,但人們對他們的懷念和研究卻始終沒有停止過。從表現形態上看,一個屬于雅的,而一個屬于俗的;就寫作的題材來看,汪曾祺描寫的是南方水鄉的靈動和韻致,趙樹理描寫的則是北方山地的厚重和悠遠,可謂南轅北轍。但如果仔細研究他們的作品,發現他們之間居然有一種神奇的相通和奇妙的聯系。

  有趣的是,汪曾祺和趙樹理一起共過事。新中國成立初期,汪曾祺在北京文聯的刊物《說說唱唱》(《北京文學》前身)編輯部擔任編輯,后來離開北京文聯到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民間文學》擔任編輯,而趙樹理正是《民間文學》的副主編。汪曾祺還擔任過編輯部主任,和趙樹理有了較為廣泛的接觸。汪后來多次提及《說說唱唱》和趙樹理共事的經歷,認為一個戲曲作家不學習民歌,是寫不出好唱詞的。寫小說的,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就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小說家。可見汪曾祺非常珍惜在《說說唱唱》和《民間文學》的編輯生涯。和趙樹理的交往,對民間文學的了解和熟悉,對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五四新文學運動,魯迅、茅盾、葉圣陶、李劼人等以鄉村生活為題材,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農民形象,尤其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祥林嫂、閏土等都成為典型人物,但受到當時啟蒙文化運動的影響,他們基本上是木訥、麻木的悲劇形象。而趙樹理的作品不僅帶著前所未有的新鮮的泥土氣息,而且帶來了嶄新的農民形象,無論是《小二黑結婚》還是《李有才板話》,里面的農民形象不再是祥林嫂和閏土般麻木和愚昧,一改農民身上沉悶、悲涼的受迫害受侮辱的基調。可以說趙樹理的小說開啟中國農民形象的暖色基調。

  汪曾祺的創作高峰起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當時正是“傷痕文學”流行的時代,汪曾祺的同代人都是以悲劇的方式來反應歷史和現實,而汪曾祺則奉行“人間送小溫”的美學理想,在痛苦的人生中展現人性的光芒和愛的力量。他的《受戒》、《大淖記事》都是寫底層社會人群的生存狀態的,但都以愛的暖意和人性的光輝照亮全篇。而短篇小說《歲寒三友》直接寫世態炎涼,寫生活的困境與窘迫。但小說結尾處,外面一片大雪里面三人熱飲的場景,就是他傾心表達的暖——“人間小溫”。以至于他筆下的風景、民俗、俚語等都變得那么可愛,和魯迅筆下的冷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汪曾祺“人間送小溫”的文學理念形成于晚年,之前的創作比如早期的《復仇》就是一個基調相對憂郁陰冷的小說,和后來的小說是不同的兩個腔調。趙樹理的創作源于民間天然的文化形態,而中國民間文化自身的樂觀和發自內心的喜感,讓趙樹理筆下的人物沒有憂郁和愁苦,現在很難說當初和趙樹理的交往有沒有影響到汪曾祺的小說觀念的轉變,但兩人在對待生活采取的非悲劇的痛感的美學觀照方式,是相通的。

  有研究者認為,汪曾祺和趙樹理都是地道的“中國味”,中國味的一大特點就是雅俗共賞。趙樹理是從俗入手,俗到極致的時候,反而呈現出一種天然的雅趣。這個極致,當然是作家內心的那桿秤,審美的那桿秤。沒有審美的那桿秤,就真的像趙樹理說的“地攤文學”了。孫謙談到趙樹理的語言時說,他“沒用過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語,但卻保持了極濃厚的地方色彩;他沒有用過臟的、下流話和罵人話,但卻把那些剝削者,壓迫者和舊道德的維護者描繪得維妙維肖,刻畫得入骨三分。而汪曾祺的小說曾經非常崇拜伍爾夫等西方現代派的洋氣,時常透露出對西方現代派的熟稔和理解,落到筆下的時候卻都是尋常的大白話,比如對《受戒》的開頭,“明海出家四年了”,和趙樹理的口語如出一撤,他們寫得最得心應手的,都是中國小說最擅長的白描手法,洗盡鉛華見真容。

  趙和汪都是白描的高手,兩者幾乎把白描推到當代文學的高峰。趙樹理在《小二黑結婚》對三仙姑的白描已經成為經典:“三仙姑雖然已經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腿上仍要鑲邊,頂門上的頭發脫光了,用黑手帕蓋起來,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臉上的皺紋,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了霜。”趙樹理是借美寫出了“丑”;而汪曾祺在《大淖記事》中這樣寫巧云:“巧云十五,長成了一朵花……瓜子臉,一邊有一個很深的酒窩。眉毛黑如鴉翅,長入鬢角。眼神有點吊,是一雙鳳眼。睫毛很長,因此顯得眼睛經常是瞇睎著;忽然一回頭,睜得大大的,帶點吃驚而專注的神情,好像聽到遠處有人叫她似的……”汪曾祺自己坦陳這段描寫受到民歌和《古詩十九首》的影響,這種客觀的白描,是中國小說的精華,兩者都運用得出神入化。

  此外,在給人物起綽號這樣的手段,二者都有著相同的偏愛。王國平在《從“小黑子”到“外號大王”》一文中有著詳細的論述,比如《異秉》1980年重寫的版本,出現了一個“賣活魚的疤眼”。他得過外癥,治愈后左眼留了一個大疤。小學生想起課堂上所學的,在“疤眼”這個外號的基礎上再往前推進一步,喊他“巴顏喀拉山”。 《草木春秋·車前子》,說張家口的山西梆子劇團有個老生演員,外號是“車前子”。雖然不姓車,他的演出無聊無趣,他一出場,農民紛紛上廁所。大家打趣說這個人利小便。車前子這味藥材恰好也是利便的,“車前子”就這么叫開了。

  相比汪曾祺,人們記住趙樹理筆下的人物不是姓名而是他們的綽號。趙樹理在他的小說中大量地使用富有太行山地區民俗風格的綽號:小腿疼、糊涂涂、常有理、鐵算盤、惹不起、三仙姑……比如我們現在提起《小二黑結婚》立馬想到就是三仙姑、小諸葛這樣性格鮮明的人物。趙樹理被稱為語言大師,其語言的魅力也是體現在這些起“名字”的能力上。雖然都是起綽號,汪曾祺還被稱之為“外號大王”,但這一點上,趙樹理更勝一籌。這也是汪曾祺對趙樹理服氣的原因。汪曾祺也曾經著文專門談過《水滸傳》里人物的綽號,可以說,綽號的方式是最中國化的白描手段,是白描中的白描。(王干 2020年2月28日于鳳城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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